面对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在“医院采血救命受重罚”事件披露后,引起社会人士的广泛关注。人吃五谷都难免生病,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患者。读者的第一印象是本着救死扶伤,自愿献血了患者两条生命,却被告知违规操作,而受罚,从情理上说,许多人是不能接受。但是,当更多的事实被一一披露,决定处罚的主管部门,也有其法律依据。

  在这个事件中,道德评判与法律评判发生冲突了,面对这种冲突,本报记者与昆明人士包括社会学家、律师、职业医生、血站医生及普通百姓进行了对话。

  救死扶伤是每一位医生的,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一位有的医生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病人的生命。像卢医生这样的医德是值得推崇的。

  东川区人民医院“采血救命受重罚”事件发生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那么,医生、患者、社会学家是如何看待这一事件的呢?

  按关法律,东川区医院自己采血输给患者的做法是不合规矩的。但救死扶伤是每一位医生的,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一位有的医生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病人的生命。这事换成我也会一样。作为一名称职的医生,只要有1%的希望,他们就会尽100%的努力去患者的生命。

  看到“医院采血救命受重罚”的报道后,有不少医生觉得,议论做了好事还被罚,今后千万别随便做好事,虽然现在提倡人性化,但工作中还是只有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人性还是放在第二位好。如果因此受处罚,姚医生表示:“至少我不会影响今后的工作,尽管觉得委屈。”其实还是要看各位医生的自身素质,患者在生命垂危,之际,一位有医德的医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绝对是竭尽全力抢救患者。

  姚医生同时提出了另一个观点,东川区医院不该承担全部责任,相关卫生管理部门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医院是在征得东川区卫生局领导同意的情况下才采取的义务献血行为,当时,如东川区卫生局不能作决定,还可以继续向上一级主管部门汇报。再说,卫生管理部门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医疗应急处理办法?

  乔亨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委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救死扶伤”是医院的义务,是医疗的基本旨,是体现医生对人类的关爱。但是随着医院的改制,有的医院却把这一义务抛至脑后,乃至发生抛弃病人案。在这种情况下,东川区医院的医生为危重病人的宝贵生命,能站出来献血,绝对值得表彰。

  全心全意为我们这个新时代的道德观。就“东川事件”看,要分为两方面理解。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人性化社会。卫生部门的采血是为了病人的垂危生命,是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一点与东川医院的初衷是相吻合的。另一方面,所有的规章制度、法律都是用道德作支撑,在一个法制的社会里,法律建设要与道德建设并重。法律是的,是为主义而制定的。如果法律与道德发生,我们就得考虑重新修改的问题。

  乔教授说,自SARS疫情发生以后,我国医疗机构建立了应急机制,通过“东川事件”后,反映出来卫生部门的应急机制有漏洞,因此卫生部门也得承担一定的责任。

  那位医生是在病人危重,又找不到血源的情况下自告奋勇为那位产妇输血的,有什么错嘛!凭哪样要罚款?遇到当时那种紧急情况,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失血而亡,那肯定不是人干的事。我很那位医生。

  卢医生是在没有血源的情况下为患者献血的,就是说医院当时没有储备血液。昆明血液中心负责人也说了,如果医院按做好血液储备工作,患者就不会无血可输。但毕竟医院和医生都是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即便有错,也不该罚得那么重吧!

  在东川区人民医院医生为患者输血一事中,为医院受罚鸣不平已经形成很大的呼声。但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用血安全。卢医生为产妇阮怀莲献血前,医院是对其进行了必要的健康检查,但这样的检查能确保血液的安全吗?血液中心是如何保障血液及制品的安全性的?

  姚医生对东川区人民医院违反了《中华人民国献血法》及《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行为表示,不规范的采集的血液一旦有病菌输入患者体内,非常。有很多病毒或者病原体都存在一个窗口期,这在国际上都是没法完全避免的问题。输血行为,最近几年,接连发生过多起因非法采供血而造成疾病的恶性事件。这些事件,不但严重了党的威信和的形象,而且极易引起社会恐慌和社会不稳定。据悉,通过安全输血,每年可以避免大约15万例与妊娠有关的死亡。在多年的工作中也常碰到急需用血的情况,医院都能及时联系各大中心血站或各大医院血库进行调配,最终都能解决。这与医院的管理制度有关。

  姚医生随即提出了一个思考性的问题:“东川事件”后其实是给我们的卫生管理部门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怎样更加完善医疗中的应急处理能力和管理制度,而不是去处罚哪一方。

  东川区人民医院的一位领导曾经反映,一直以来,昆明血液中心只提供给医院悬浮红细胞,不提供血浆,导致临床用血得不到满足,出现了危重病人急需用血的时候没有库存血的困局。如果要到昆明拉,来回要耗近5小时,根本来不及,他们只得自己采血救人。面对生命、面对风险,白衣的道德时时,在紧急情况下,卢新华医生履行了救死扶伤的。贯彻了救死扶伤,以人为本的旨。卫生部门的制度是为了保障更好地贯彻以人为本的旨,但是如果违反了国家的《献血法》,没有经过严格检验就非法输血给患者,一旦患者有不良反应,后果就会不堪设想。

  东川区人民医院既是受罚,说明还是自知。如果类似事件在东川区人民医院只是偶然发生也属情有可原,但听说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很多次了。老是没有血用,就该是医院的问题了吧?

  对于临床用血国家是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的,我献过血,知道一些。东川区人民医院如果事先有充足的血液储备,怎么会频频发生没有血源可用的情况?这么多人无偿献血,不就是为了救人吗?现在的传染病这么多,紧急用血前的体检又不可能完全检测出来,万一给病人输血出了问题,怎么办?尤其像东川区这样频频为病人应急输血,我觉得还真是有点问题。

  试问,哪一次输血不是?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事,越来越觉得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医院救人应该未雨绸缪还是临阵磨枪?很显然,东川区人民医院的主义救人做法只是对自身未能做好准备工作的一种补救措施,就好比司机撞人后将伤者送到医院,你能说他就没有了吗?

  采集血液前,我们会对献血者进行检测。这个环节的检测有两个目的,掌握血型和检测是否患有乙肝。这样的检测当然不够,更细致的检测工作需要在血液中心来完成。从采集到最后投入临床使用,其间我们还要对采集到的血液进行两次更为严格的检验。血液标本在检验科由两批工作人员通过两套机器同时检测完成初检、复检,从而掌握丙型肝炎、艾滋病、梅毒、转胺酶、血型、血红蛋白及乙肝表面抗原等七项检测,有效避免疾病经血。与此同时,血液在成分科的分离也开始进行。在离心机作用下,血液会被分离成血浆和红细胞两大部分,之后再被分离成更为细化的成分,分类保存于待检库。当然,不是所有完成分离的血液都是合格品,至于哪些不合格,中心的电脑自会识别。收到信息中心的指令后,合格品被放入成品库备临床取用,不合格品则被。而这一切工作,除了保障血液安全,也是为了保障血液的高效利用。

  我们国家早已不提倡原浆输血,这种将血液直接输给患者的方式除了安全性难以外,也会造成血液资源的巨大浪费。而现在我们提倡的成分输血,是需要哪种成份输哪种,需要悬浮红细胞就输悬浮红细胞,需要血浆输血浆,提高了血液利用率。

  较之于血液中心严格的检测制度,东川区人民医院为献血者所做的健康体检显然不够。它只是降低了病人输血传染疾病的几率,但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也正是国家严格临床用血制度的原因所在啊。东川区人民医院医生给患者献血,大家都会觉得这位医生。但医生是一种高风险的职业,整日里与各种病人打交道,感染各种疾病的几率要比一般得多,万一传染给患者怎么办?这一点普通人不知道,医生和医院总该知道吧?

  苏州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因为没有匹配的血液,医院做了种种努力却没有为病人应急输血,病人最终不治而亡。可能大家会因此医院,说是医院怎能见死不救?但是如果医院为病人应急输血,最后却查出病人因输血感染了某种疾病,那又是谁的责任。从法律上来讲,医院并没有,他们可能对不起这一个患者,但他们的是整个采用血体系的。

  站在治病救人的角度,东川区人民医院或许没有错。但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是因为东川区人民医院没有做好血液储备工作,才使病人陷入不得不进行临床应急用血的困境,也使得病人需要因此承担更多的用血风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医院不止一次了,半年时间有六、七起了,所以已经不是简单的救死扶伤有没有错的问题。

  医院必须有一定的血液储备设备,临床用血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对用血情况有个大体的了解掌握。具体到东川这件事,医院为那个产妇做产手术前,就应该预料到大出血的可能,应该准备做好备血工作。对于昆明市四区,血液中心每天按计划免费供应一次,计划之外的额外盘用则需交纳一定费用。东川区有时候我们也会送血下去,有时他们也会派人来拿。至于东川区人民医院负责人说,昆明血液中心只给他们提供悬浮红细胞,不提供血浆。是因为这两年来,整个昆明市的血浆供应都比较紧张。这是因为,一份血液只能分出一份红细胞和一份血浆,但由于血浆运行成本低,很多临床机构便将其运于其他治疗;同时,由于现在的卫生科学越来越发达,人工之类的手术越来越多,这些手术都无一例外地要用到大量血浆,而几乎云南所有诸如此类的高科技手术都需要在昆明来完成。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使得血浆供应日趋紧张。

  在一个社会里,当情与法发生激烈碰撞时,人的行为应当地控制在法的尺度里,所谓法不容情就是这个道理。从法律角度看,这件事情对人们有什么警示?

  “医院采血救命受重罚”事件中医生救死扶伤的值得学习和提倡。我们国家大力提倡无偿献血也是主义的具体体现之一。但法律就是法律,为了社会的整体和谐发展,每一位都必须遵守。如果某些硬性显得不尽人情,那是现代社会发展与立法有了冲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总有些法律跟不上现实社会的发展需求。在每一个国家,法律往往都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但现在提倡的是人性化社会,法律也相应在民事诉讼方面人性化了起来。

  1998年10月,在某医院就发生过一起“合理不”的案件,一位医生在患者急需移植眼角膜之际,在征求不到的情况下,医生自己到太平间,取下了一位刚刚过逝者的眼角膜。这一来他换回了两位患者的。事后,逝者的家属得知了此事,家属将医生告上了法庭,要求医生赔偿损失费50万元人民币,并要求追究刑事责任。此事轰动了城,许多市民及患者要求法庭从宽处理。这一案件同样涉及到的是情与法的冲突问题。

  我国的行政处罚是遵循、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依据,不追究。法律是的前提,也对未来发展有着指导意义。现在我国是构建人性化的社会,在民事诉讼方面已开始体现以人为本,人性化执法。将处罚降到最轻,甚至能免就免。

  “医院采血救命受重罚”事件从擅自采血方面说是不的,对患者有潜在的风险。这件事情其实是给卫生部门上了一课。看问题,想办法,做事情决不能按照单看合不合情,顺不顺理,更要看合不。而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合情合理的事情未必就,而的事情又未必就理通情顺,情与法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在不容回避的情况下,你将做出何种选择,我想,我们还不至于去吧!